疫情防控，在多大程度上是个技术问题？ | 张笑宇

关键词 | 疫情防控、1665伦敦大瘟疫、公共治理

全文约6025字，细读大约需要11分钟

公元1665与2020

疫情现在成了全国人民最关心的话题。很多人宅在家里抵抗疫情的同时，也许不免有疑问的心理。为什么钟南山这样的专家也会对“拐点问题”改口？为什么今天医疗技术如此发达，我们仍不能很快战胜疫情？

这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公共疾控政策与医疗技术的关系。

实际上，从技术社会学的角度来看，两者之间几乎就是两个学科。换句话说，医疗技术的进步，并不意味着公共疾控政策的进步。

我这里有一个例子，可以很直观地说明这个问题。

你可能知道《鲁滨逊漂流记》这本书，它的作者叫丹尼尔·笛福，是英国人。1665年的时候，伦敦爆发了一场瘟疫，笛福的叔叔就是亲历者。后来，笛福根据自己叔叔的笔记，于1722年写了一本《瘟疫年纪事》。很多学者认为，这本书可以当做1665年伦敦瘟疫的纪实文学来读。

这本书里就保留了当时伦敦的一些疾控政策。篇幅所限，我从中筛选了一部分，列在下面：

看到这里，你也许可以得出一个初步印象。

找来武汉等城市的封城通告、小区封闭通告和禁止公共聚会的通告，你也许会觉得，350年前伦敦市采取的疾控措施似乎跟现代社会没有什么区别。

当然，1665年伦敦市面临的不是呼吸道传染病，而是鼠疫，接触传染更加严重。所以，在有关衣物和房间物品上的隔离政策制定得更严格，这是由传染病性质不同所决定的。

而且，武汉市要求居民佩戴口罩，也是因为医疗技术的进步。现代口罩是19世纪认识到细菌之后才出现的，在此之前，人们并不清楚瘟疫具体的感染途径。

但是，除此之外，他们也执行严格的隔离和报告程序，也实施封闭政策，也禁止公开集会。

一如350年后的武汉市和其它省市一样。

350年来，现代医学当然出现了长足的进步，但是，疾控预防的公共政策没有显著变化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主要原因，其实就是：现代医学的进步和公共疾控政策的进步是两回事。

公共政策医学

首先，现代医学对疾病原理的理解更加深入，但古人不需要理解传染病的原理，也能发现传播路径的规律。

我们都知道，19世纪法国化学家路易·巴斯德发现了微生物的生长机制之后，现代细菌学、疫苗和免疫学都发展起来了。拜细菌学和免疫学所赐，很多曾经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，比如天花、结核和部分肿瘤，今天都已经有了防治办法。我们说人类已经战胜了这些病魔，并不为过。

但是，就算没有现代医学对病理的解释，古人一样可以通过观察传染病的传播现象来总结防控规律。

比如，明末医生吴有性在观察过流行的鼠疫后，就写出了一本《瘟疫论》。这本书总结说，温疫“非寒非热，非暑非湿，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”，疫病流行“不可以年岁四时为拘，盖非五运六气所能定”，是感染“异气”（又名疠气、杂气或戾气）所致，病由口鼻而入，与伤寒之症虽症状相似，其实不同。

他以“异气”来解释鼠疫的产生虽然是不准确的，但对其传播机制的概括和总结却是符合现实的，从中也能归纳出正确的防控政策。

再比如，黑死病期间，欧洲人注意到接触传播和空气传播的重要性，因此制定了隔离和用火烧来净化空气的政策，应该说对防控传染病也是有帮助的。

所以，在传染病的防控和隔离方面，古人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无知，现代人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聪明。一切的关键在于及时和有力，而不是技术先进与否。

/  1665伦敦大瘟疫

其次，现代医学的循证原则，与决定应对传染病的政策之间没有直接关系。

现代医学有一个基本原则，叫做循证医学（Evidence-based medicine），简单来说，就是证据说话。一种药是不是对某种疾病有效，临床医生该不该用它来治疗，理论说了不算，医书说了不算，权威说了也不算，只有证据说了算。而且，这里的证据，还应该是经过现代统计科学严格检验过的证据，比如随机对照试验和双盲实验检验过的证据。仅仅一般意义上的病例对照研究是不足采信的。

这是因为，在临床医学中，医生是没有办法直接面对病魔的：疾病这种生理现象，本质上必须通过病人这个载体表现出来，而医生的根本目的，也不是为了杀死病魔，而是为了救人。如果为了杀死病毒，反而害死了病人，那就本末倒置了。

然而，病人的状况却是千变万化的。比如，有些人自我免疫力比较强，同样的病毒，他喝双黄连口服液就能好，换一个人可能就好不了。这个时候，“双黄连口服液治好病”的病例就不能说是强效证据。只有在排除其它可能的影响因素之后，我们发现双黄连口服液确实还是导致了治愈率的上升，这时候医生对这个病例开这个药才是负责任的。这就是严格的“循证医学原则”。

不过，这种严格的“循证医学原则”，却不能完全适用于大规模爆发的传染病。

因为当传染病有可能广泛危机社会秩序时，我们是没有时间严格按照循证医学原则，设计精密的医学实验来确定治疗手段的，我们必须在确诊之前就先采取社会控制手段，防止疫情的扩散。

所以，传染病医学从来就不是一般的医学，它是公共政策医学，它关系到公共治理的权利和规律。它取得进步的前提不是医学取得进步，而是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取得进步。

后勤之战

这就好比军事技术和战争的关系一样。大家都知道先进的武器装备很重要，但是纵观历史，单纯因为武器装备落后而失败的战争并不多见。除了殖民者征服新大陆和欧洲以外的其它地区时比较常见外，历史上大部分时期，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技术差距并不明显。

这种时候，如何以正确的制度运用好武器，就成了打胜仗的关键。否则，就会出现一战前的可笑情形：有些国家的军事指挥部采购了机枪，却以为这是一种火力不强的火炮，所以扔在库里，不去使用。

面对瘟疫的战争也是如此。医疗技术的前进，负责的是让医生有好用的武器。但是什么样的武器用来打什么样的战役，以及如何调配武器资源，就是公共政策的任务。

这门学科几乎属于一门社会科学，与医学没有太大关系。即便医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，但在社会科学方面，该补的短板还是要补，该存在的人性和制度缺陷还是会存在。

比如，笛福告诉我们，350年前的伦敦人当时出现了各种病急乱投医和趁乱发财的现象，有些人宣称，自己有其它城市瘟疫时期验证过的秘方、或者圣物、或者别的治病诀窍，趁机骗钱。而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板蓝根和双黄连的一系列乱象。

伦敦人当时认为，猫狗等动物也是导致瘟疫传播的祸根，于是对猫狗进行了大规模捕杀，这反而继续纵容了鼠群的繁衍，导致瘟疫恶化。今天部分地区似乎也在捕杀猫狗——幸好，这一次传播的并不是鼠疫。

/  彼得·勃鲁盖尔 《死神的胜利》

描绘了黑死病肆虐后动乱的欧洲

我们甚至可以发现，伦敦市当年所采取的部分措施，甚至仍然值得武汉市和其它部分省市借鉴。

比如，当时的伦敦市长约翰·劳伦斯（John Lawrence）考虑到瘟疫期间城市的粮食供应可能成为巨大问题，于是他做了一件事。

他以伦敦市法团（伦敦地方政府的自治组织）的名义，向伦敦港卸运的粮食实施补贴，每1/4捆谷物补贴一个法丁（Farthing，英国货币旧制单位，相当于1/4旧便士）。

这个举动有两重含义。

其一，瘟疫蔓延期间，一定有人会发国难财，这是人性规律。任由这种情况出现而不加控制，当然是灾难。伦敦市此举，等于告诉粮食供应商们，你可以有限地、合法地发国难财，但是你不能赚老百姓的钱，你赚的是我政府的钱。

其二，伦敦市对粮食供应商搞了补贴，但是并没有实施统购统销，或者统一管理。这是因为，粮食买卖是一项不必经过政府管理就可以自由实现的交易活动，它一直以来都有自己成熟的供应链渠道。政府根本没有必要新设一个体系去取代已有的渠道，这样做的效率一定是更低下的。政府的选择是以经济利益引导现行渠道发挥好作用，让商人们已经良好运行多年的秩序发挥作用，效率一定更高。

伦敦大瘟疫期间，粮食供给基本而言是充足的，并没有因为疫情和粮食短缺引发更大规模的暴乱。

再比如，疫情传来之后，由于人员的隔离和逃亡，很多手工业主、匠人和小作坊都关闭了。大量学徒和帮工面临失业状况。为了应对这种局面，伦敦市开始直接雇佣失业人员承担隔离、封锁和尸体搜检的职责，有效解决失业问题。

以及，尽管瘟疫期间，伦敦市多次流传封城谣言，但是政府始终没有采取封城措施。因为当时的伦敦人认为，这是完全无法做到的。只要伦敦与外界还有交流渠道，就一定会有人可以利用这个渠道离开。

况且，这种禁令根本限制不住贵族和富人们自行逃亡。他们有钱财，有土地，早在谣言散发之初，他们就已经离开。实际上，疫情刚爆发的时候，最早逃离前线的一批人里就有英国国王。但是，市长和官员们却坚守阵地，直到疫情于第二年得到控制。

三百五十年过去，约翰·劳伦斯依然是伦敦人最怀念的市长之一。

伦敦的经验是不是可以供武汉借鉴呢？我认为可以。

大家都承认，疫情之初武汉没能公开通报信息，让民众第一时间产生防护意识，是公共政策最失误、最该对疫情负有责任的成分。但是，当大家已经了解真相之后，全国民众都在踊跃募捐，为什么物资短缺的现象依然存在？医生们没有足够的武器，怎么上前线对抗病毒？

很多人认为答案在于武汉政府执行不力，没有第一时间统筹物资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病毒是一种特殊的敌人，要打败这个敌人，就必须要按照符合医疗技术规律的战术方案来。

武汉这次流行的新冠状病毒，除了传染率和死亡率的硬数据之外，还有几个特点。其中对公共疾控政策来说，最重要的有两个：一是有很大比例的无症状感染者出现；二是轻症得到治疗后痊愈并不困难，但若得不到治疗，转化为重症的速度很快，且重症危险系数很高。

前者决定了，仅采取量体温和观察体表症状（发热、恶心、无力等）是不足以辨识感染人群的，要打赢这一仗，必须有足够的检测手段（核酸检测试剂盒）和防护措施（口罩、防护服）。

这里插一句。有人认为试剂盒检测误差太大，不足采信，但这其实是一个数学概率问题：单次使用试剂盒的误诊率就算有60%，但经过6次检测之后，依然误诊的概率就变成了4.67%。而且，无论如何，试剂盒的检验效率都比CT要高。所以，只要试剂盒管够，这依然不是个大问题。

后者则决定了，必须有大规模的床位来收治病人，而且优先防止轻症病人转化为重症，才是关键。

一句话，这场仗，打的是后勤。

那么，如果你是一个谙熟公共政策规律的将军，你该如何打赢这场仗呢？

伦敦的经验告诉我们：应该优先发挥已存在的生产商和供应渠道的力量，确保物资供应，这是第一位的。就像伦敦政府补贴粮食供应商一样。

拿医疗用品来说，不管是口罩还是防护服，这些医疗用品的采购和销售渠道在平时都是存在的，疫情时期完全可以继续利用，发挥更大优势，也一定比政府新建一套统一接受、统一分配的体系效率更高。或许，如果政府能够充分引导这些“商人秩序”发挥作用，我们一线的医护人员也不会面临设备不足的困窘场面。

不幸的是，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。比如，我们拿口罩举个例子：生产医用口罩，无纺布是必要原料和前提。我国有四个无纺布生产基地，广东、浙江夏履、湖北仙桃和福建。这其中，湖北仙桃彭场镇号称“无纺布之都”，生产了全国60%的无纺布产品，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。由于原材料方面的优势，仙桃也是我国最重要的医用防护服生产基地之一，仅生产出口的防护服企业就有100家。

然而，疫情爆发后，仙桃领导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领地对于抗疫有多么重要。2月4日，仙桃特地对无纺布企业发布了一条规定，指定了60家企业允许生产，其余企业一律禁止。

一边是中石化、富士康、三枪内衣和水星家纺，这些本来跟口罩和防护服不搭边的企业，现在都变成了口罩和防护服的厂商。

另一边是手握一大批现成口罩和防护服生产企业的仙桃，强制不让生产。哪怕是专门支援武汉也不行。

再比如，物流方面，湖北红十字会的低效，已经是全国有目共睹。而交给专业的医疗用品物流企业九州通之后，很快就得到了解决。这是因为，现代物流是一个高度复杂、专业的体系，各个环节的数据统计、入库流程、匹配运输和环节管理都得由专业人士才能保障效率。拍脑袋要求“所有物资捐助必须经过红会”的官僚们，又哪里懂得这些呢？

/  疫情期间

众多医院面向社会接受医用物资捐赠

以及，在经济冲击方面，伦敦的案例是，政府雇佣了人员来处理病患者排查、尸体报告、建筑封锁保安等工作，也算是变相解决了就业问题。

反观当下，受到疫情的影响，西贝餐饮等企业已经开始在社交平台上求助，称自己的现金流只能维持三个月。而对西贝伸出援手的，则是疫情期间业务上升的另外一家企业：盒马生鲜。双方签订了“共享员工”协议，员工可以临时到盒马生鲜来当快递员。

出来解决问题的，还是“商人秩序”。

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，效率才是最高的。无论是政府统筹统管还是军事化管理，都越不过这个规律。而长期经过市场考验、提供合理经济回报的商人秩序，才能最稳定地训练出最高效的专业人员。

政府的作用一直以来都应该是发扬之、辅助之、补贴之、尊重之，而不是忽略之、统管之、征用之、取代之。

当然，在很多有识之士的倡议下，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，重新开始重视和恢复商人秩序的力量。但是有句话叫做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武汉和很多地方政府官僚忽视民间力量和商人秩序，错过的时间叫做“疫情防控黄金期”。

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。

瘟疫时期的文明

还是转过头来谈谈历史上的伦敦吧。

1665年的那次疫情爆发之时，正赶上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查理二世复辟不久。瘟疫一爆发，他就携王室躲去牛津郡避难了。

二十多年后，英国爆发光荣革命，负责守卫伦敦的皇家卫兵队纷纷倒戈，斯托亚特王朝末代国王詹姆斯二世仓皇逃窜，从荷兰渡海而来的威廉三世一路兵不血刃，登上王位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伦敦人民的记性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，我们已经很难考证了。

但是我们知道的是，1666年的伦敦人从瘟疫中学到了很多东西。

瘟疫爆发之后，伦敦市开始了重建工作。为了确保城市生活的健康和卫生，伦敦拓展了人行道，封闭了许多肮脏的下水道，并且以砖石建筑代替容易潮湿发霉的木质建筑。比这更重要的是，伦敦人开始建立起更大的社区意识。

瘟疫爆发期间，许多富人逃离城镇，而穷人大批死去。重建开始后，阶级矛盾一度被激化，富人的产业和生活也遭到了冲击。大家终于意识到，这里是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，隔离和逃离永远改变不了必须共同生活的现实。

瘟疫爆发之前，国王已经签署了两份特许状，准许成立研究自然科学知识的伦敦皇家学会（Royal Society）。瘟疫爆发之后，国王又签署了第三份特许状，根据这些特许状，皇家学会是一个独立的研究组织，不为国王说话，不为政府说话，只为真理和正义说话。

疫情之后，富人们对学会的捐款也增加了。他们意识到，帮助穷人获得更好的医疗和生活条件，就是在帮助他们自己。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捐助激增，导致疫情后英国的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

1665年疫情期间，在乡下隔离的一位年轻人闲来无事，发明了微积分，此人后来做了皇家学会会长，他便是艾萨克·牛顿。

有历史学家称，牛顿那一代人引领的英国科学与艺术发展，就是从疫情的大火中烧出来的。

到今天，由独立的专业人士组成疾病防控中心自主发布疫情消息，政府配合实施防控政策，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疫情防控的惯例和共识机制。

希望武汉也能教会我们一些东西。 END 

 预告 

2月13日

刘玮：病菌、谣言与科学认知

公众号后台回复“张笑宇”，阅读学者更多内容

部分图源网络，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

编辑：Fan